徘徊在受害者和加害者角色之间的日本

郑若思

日本人较多以被害者的角度看待二战历史，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毫无加害者的内疚感

日本战败后，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在教育界势力较强，社会科（历史、地理）教师中很多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对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有清醒的认识，也重视向学生讲述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我过去曾在日本的高中兼过课，对此深有体会。这也是右翼学者所痛恨的“自虐史观”的由来。

这里我想说几句教科书的问题。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八个出版社推出八个不同的版本，由各学校自行选择决定。八个出版社的政治倾向各异，聘请的编写者也立场不同，有比较左的，也有比较右的。在扶桑社版出笼前，已有的教科书都或多或少写有关于加害的内容，虽然从被侵略国的角度看还很不充分。另外，日本没有中国所谓的教学大纲，日本的学校和学生又普遍不重视历史课，因而历史教学基本上是由任课教师看着办，学生的历史认识也就受任课教师思想倾向左右。换言之，如果遇到一个很左的教师，他的学生可能会知道平顶山惨案、花冈事件等课本上没写的史实，可能还到南京去代表日本谢过罪；如果是个很右的教师，他的学生除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什么都不知道，还要说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等等。从我个人经历看，接触过的日本人里，被左倾教师教出来的占多数。

近十年来日本知识界的右翼学者抬头，曾引起话题的扶桑社版是由右翼学者藤冈正胜（有趣的是藤冈曾是日共党员，是从左翼“转向”的右翼）等人编写，藤冈等人视挑战日教组的“自虐史观”为己任，打着“重建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的旗号，以“一句真话搭配一句假话”的方法修正历史，逐渐在日本有了市场。但是由于目前日本中高生的父母基本上是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中出生、青年时代经历过反日美安保和全共斗、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一代（“团块世代”），因而在教科书采用的讨论中，家长联合会与日教组一起向各地教育行政机构施加强大压力，最终扶桑社版的采用率低于百分之一。

但是可以想见，随着左翼思想的退潮，老一代经历过战争的日教组核心成员陆续退休，日教组的势力愈来愈弱，日本中学历史教育的前景恐怕会愈来愈向右翼期待的方向转变。

我认为日本人的历史观中存在着标与本的分裂，侵略战争是标，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本，换言之，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公平地讲，战后的日本主流意识承认了侵略的危害，却不能认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害。这只能从日本近代化历史的演进去找原因。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近代的富国强兵是在强化国家主义的背景下实现的，一万日元老爷子福泽谕吉等维新志士都是信奉丛林规则的铁杆民族主义者。我们常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日本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民族主义既是日本摆脱生存危机成为世界强国的思想资源，又同时是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当代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因而日本很难由于侵略战争就从根本上否定民族主义，爱国贼式的历史观比较容易占据语言霸权。按邱震海博士的话说，就是日本需要经历心灵洗涤。我认为这种洗涤要靠日本人自己去做，邻国愤青那种狂喷口水的做法，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