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思
若问网络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网上论坛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探讨氛围。一批蒙面大侠，在这里讨论和争辩涉及国家、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判官在此“把关”，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家各抒己见，平等地进行思想交锋。在这儿，一切都可以质疑，一切都可以讨论，谁也无权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谁的大棒都休想在此发挥威慑作用，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同，除了以理服人别无其他途径。 先秦以降不曾有过的百家争鸣局面如今仿佛正在因特网上逐步形成。人们所说的“芦笛现象”，按我的理解，便是 “以芦笛为代表的追求独立思想者亮相网坛，并在网上营造自由论战氛围”的现象。 所有关注国家前途、社会未来的人都会意识到，打破思想的停滞状态，是使社会富有活力的关键。既然正规的文化载体不能提供有益于思想碰撞的生态环境，他们就在因特网上开辟能让思想纵情驰骋的自由空间。尽管目前参与进来的人还是知识界中的少数，但焉知不会成为类似西方启蒙时代的一场思想运动的发端？
“独立思想者”一词，是真正的土特产。要洋鬼子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怕是要很费一番功夫。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思想原本就属于自己，不可能有什么独立或不独立这一说。倘思想需依附于或取决于他人，便失去了思想的本义。他们的人权观念中，思想权是最基本、最不容侵犯的一条，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因为思想是人的基本属性，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有“思想”。吃喝拉撒、繁殖后代，是动物都不用教就会的事，惟独“思想”，是动物所不可企及的。如果生而为人却无思想，或让旁人来支配你的思想，便等于放弃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失去了人的“本质”，干脆说吧：这人就不成其为人，只能称为“非人”。
洋鬼子们不明白，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传统中，思想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能是招祸引灾的缘由。两千多年间，我们的读书人毕生只读圣贤书，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别的知识一概排斥，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寒窗就只捧着几册四书五经，揣摩圣人言行，琢磨君臣之道，以求将来能成为皇上得心应手的辅臣。中国的读书人别说创立什么学说，哪怕不小心说了几句与圣人之言有些出入的话，读了几本流传于市井坊间的闲书，干了某件有违祖训的事，就会被面目严肃的老父斥为离经叛道，喝令家法伺候，闹不好还要捆绑到祠堂，在祖宗面前受审。因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首要的修养就是规行矩步，谨言慎行。即便如此，还难保以后入朝为官时不因领会上意出了点纰漏而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到了新中国，四书五经换成雄文四卷，同样要求目不斜视，耳不旁听，既然马列主义可以取代一切社会科学（总算没敢说能取代自然科学，时代毕竟是进步了），毛泽东思想又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熟读雄文四卷自然是获得“正确思想”的惟一捷径。与过去不同的是，谁若胆敢偏离这惟一正确的思想，那就不是什么家法伺候，而是“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轻则批斗，重则入狱，给他们戴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现行反革命”之类帽子，杀一批，关一批，其余的交给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大民众实行“群众专政”，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旧社会，毕竟管理落后，真有个把懒得煞费苦心巴结皇上的，还可躲进山沟沟去采菊绘竹。新社会就不同了，一则户籍制度、组织制度严格规范，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单位，或机关，或学校、或人民公社，不是由得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二则该组织对所有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能否博得该组织领导的欢心就成为主宰你等命运的决定因素。因此不愁有许许多多自觉投入克格勃事业的积极分子，布下无形的天罗地网，任何“活思想”都休想逃脱“群众”的监督。哪天你不小心多喝了几盅，对一个“好友”吐露了少许含有“独立思考”意味的想法，这“好友”就会为了挽救你的政治生命而把情况汇报到支部书记处，从此“思想反动”者的黑名单上就会添上你的名字，待到下次“运动”的号角吹响，便顺理成章地把你揪将出来......
这许许多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还不足以说明“思想”是最害人的东西么？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乐得没有思想，一则省心，二则可趋福避祸。只要听“上面”的，就有了起码的安全系数（如果一时摸不清“上面”的意图，随大流也是个好办法。即使错了，只要主意不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追究不到自己头上）。这样一来，中国人就成了最听吆喝的顺民：百姓们听官们吆喝，官们听上一级官们吆喝，朝廷重臣则直接听皇上吆喝，即便皇上满脑子荒唐念头，搅得满世界洪水滔天，那你也不过是奉旨行事，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万岁爷无论发出什么荒唐号召，全国人民都会像听见神示一样勇往直前，不惜砸锅卖铁，不惜摧毁千年文明积攒下来的无价珍宝，不惜污辱最纯洁的亲情、友谊，不惜像武侠小说中服下邪教迷魂药而变成人兽那样嗜血如狂......总之，人们已习惯于接受灌输给他的思想，习惯于不加思考的行动。久而久之，竟忘却大脑还有思维功能，即使让他想问题，也跳不出已经画定的框框了。
我一直认为，五七年最大的悲剧不是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出几千万“右派”，而是绝大多数“右派”经过批斗后竟真心诚意相信是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有问题；大跃进的最大悲剧不是饿死几千万人，而是懂科学和不懂科学的都一样紧跟英明领袖异想天开的伟大部署，事后还相信了“天灾肆虐”、“苏修逼债”等谎言；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悲剧也不是全国范围各个领域的大破坏、大毁灭，而是人们发疯般地用肉刑将自己的老师折磨至死时，为打派仗而用枪口瞄准自己的同学、伙伴乃至兄弟时，竟相信这是接受“革命的洗礼”，是 “防止中国堕入资本主义深渊”......这些难道不是悲剧中的悲剧？时至今日，在许多人心目中，伟大领袖依然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伟人，他的神庙香火不断，还真有人诚心期盼红太阳再度升起，好回到那个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
无论是盼望红太阳重新升起的，还是主张革中共之命的，都同样表现出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不理解，乃至抵触。这两种倾向的合力，已经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遭受到两次重大挫折，破坏了中国难得一见的大好局面，断送了中共当政以来最开明的一届政府，不仅严重阻遏了改革的进程，还提醒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和垄断，使思想文化领域的渐进式变革完全流产，从而大大增加了改革中恶变的几率，使社会转型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麻烦的是，制造了许多麻烦的“精英”们早已习惯了党教给我们的那套逻辑，至今不曾进行认真的反思，一直意识不到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消极作用，还想继续发挥“余热”，为阻挠中国社会顺利转型作奉献。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恐怕不是从先进国家移植某种包医百病的制度，而是尽快启动思想文化的“转型”。如果观念不转变，那么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在这片土地上都不可能扎根成活，要么就会畸变成另一种荒谬的东西，诸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独裁统治的“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民主专政”等等。或许是基于这种感受，我在老芦绝大多数文章的字里行间，都看见了“启蒙”二字。
在众多网人之中，为何芦笛能够引来如此之多的赞叹和谩骂？为何他的“迷”与他的“敌”几乎同样多？这是在芦笛ID横空出世以后，网上常常出现的话题。对于“迷”而言，芦笛文章不仅文采飞扬，行文如长江大河般一泻千里，而且视野广阔，敢于颠覆传统观念和现代迷信，充满有利于激活思想的自由探讨精神。看得出来，他那种强烈的求真欲望和对社会的诚挚关怀，促使他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进程、两种不同的历史经验，以探寻中国长期贫困落后，至今仍步履艰难的原因。
以我的感觉，老芦对两种文明的领悟是他文章的重要“看点”，再就是对中国社会的痼疾和转型中暴露的问题的透彻分析。在他看来（假如我揣摩得不错的话），两千多年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近百年来中国竟上演那么多世所罕见的闹剧、荒诞剧，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而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干扰，仍然是我们在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模式。可以说，思想转型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的一大障碍。我想，这就是芦笛笔耕不辍，向一切传统、既存观念，特别是党文化发起挑战的原因。
正因为他触及了这影响数代中国人，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政治见解完全不同的人的思想公害，芦笛的挑战几乎是一场危机四伏的精神冒险。在冒险的过程中，理性冷峻的芦笛和焦躁冲动的芦笛会交替在网上存在。其实，观念的启蒙、潜移默化与立即在观点上驳倒对方常常是不同步的，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而芦笛常常希望二者同步，这才有了许多连芦迷也不希望看到的无谓打斗。在我看来，这些旷日持久的打斗只会磨尽理性，变成毫无意义的口水之战，而无益于推进思想的交流，毕竟，征服绝大多数人心灵的还是理性的论述，而角斗中逞一时口舌之快写下的文字，非但当时引不起人的共鸣，而且客观上否定了网上良性思辨的原始意义，也是芦笛常常令我感到痛惜之处。在此还想斗胆劝老芦一句：“要扫除一切糊涂虫，全无敌”的空想，只会干扰理性文字的产生，观念的更新过程是以世纪为单位计算，不要让那个害过中国的“只争朝夕”害了你自己。
言归正传，社会的进步原是和文明的革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观念的更新，没有文明的优选劣汰，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一个社会在两千多年间一直停滞不前，必是其文化土壤中有妨碍新事物成长的基因。因而能否成功地改造这片文化土壤，剔除土壤中的有害成分，就成了社会进步的症结所在。欧洲历史的飞跃是从对自身文明的批判开始的：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清除不掉基督教文化中那些压抑人性、扼杀理性、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荒谬教条，就没有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就不会形成尊重人、爱护人、充分调动人的开拓创造精神的近代价值观，就没有人类智慧和潜力的大解放，从而也就没有欧洲的知识大爆炸、地理大发现和生产力的腾飞。可见，一个民族的生命力，首先系于它是否有勇气进行自我清算、自我更新。
惭愧的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华夏民族，从来不曾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哪怕一次认真的清理批判。五·四运动刚开了个头，很快又转了向。先驱们本想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淘汰中华文化中那些保守落后的糟粕。然而反帝的旗帜一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便识相地让了路。于是阿Q的禀性不改，一直发扬到现在。不管演出了多少荒诞剧，中华民族永远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中华文化永远是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人民的苦难全是洋鬼子造成的......却不肯认真想一想：洋鬼子没来以前我们为何原地踏步两千多年？洋鬼子被撵出国门以后，有了伟大舵手的英明领导，为何还未能“繁荣富强”，反倒面临经济崩溃？中国人不愿正视自身的弱点、错误，总把罪过记在旁人账上，以为这一来自己就变得伟大而正确，结果是沉痼难治，自己拖累自己。涉及此类问题，老芦写了一系列批判中华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好文，招来倾盆大雨般的谩骂，可见的确触及了痛处。
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自省的习惯，更没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觉。普通德国人因听任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而自责，普通法国人因未能在二战爆发前制止战争而自省，这种公民意识，中国人没有，也不理解。那么多的历史悲剧，那么多的荒诞行为，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十几亿人的头脑会被一个人所支配？为什么有了大跃进的惨痛经历，文化大革命时一声号令，人们仍然像中了邪一样疯狂响应？这些问题，至今不曾作过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从官府到民众都一直在回避。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似乎重提没多大意义。官府是“为尊者讳”，民众则认为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人人承认发生过许多悲剧，人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从来没考虑过个人是否也应对历史承担一份责任。大同小异的历史悲剧一再地重演，谁能保证今后无类似的悲剧发生？
我想，何时中国人能学会用自己的头脑理性地思考问题，而不再闭着眼受人驱使，也许就能少一点荒谬，少一点人为的悲剧。我相信，中国人学会思索之时，就是恢复 “人的本质”之时，也就是真正作为人站立起来，把历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时。